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将迎来36周年。每一年的此时，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各方人士都会格外反思，特别是随着天安门学运而诞生的海外民运组织，更会在六四前后感慨万分，不断探究“坚持中国民运的意义与作用”。36年后的今天，一直活跃在海外的民运组织现状如何？它们又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请旅居德国的民运人士、“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来谈谈他的感受。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

潘永忠：中国海外民运并不孤立，是国际流亡运动中的一部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专制极权政府，就必然会产生与之对立与反抗的流亡运动。

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事业，已有百年历史，其实这是几代人「一生命牵」的事业。新近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话题：「中国民运三十年为何一事无成？为何海外民运如同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国际民主革命运动的共同话题，任何国家的流亡政治都面对同样的诘问与答案。

我们曾在欧盟、欧洲理事会等机构举行过国际民主论坛会议，越南、北朝鲜、缅甸、老挝等流亡政治组织和异议人士等均积极报名参加。参加国际笔会会议，相遇相知了更多各国的政治流亡运动杰出朋友，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叙利亚、土耳其等国。

伊朗流亡者这样说：「1979年后霍梅尼回来，伊朗作家受到宗教和极权政权的迫害，大批的作家被投入监狱，被迫流亡天下……。」阿尔及利亚流亡者愤怒道：「在那里作家被视为危险分子、恐怖分子，他们没有选择，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就流亡异国他乡。」

流亡政治脱离本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它既有积极的方面，比如流亡者可以寻求政治庇护，也可以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内部派系的政治冲突加剧等，最终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流亡组织自身实力、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国内民众的认知和态度。

法广：36年来，海外民运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潘永忠：海外民运历经36年，面对蹉跎、伤感的岁月，出现一些疑虑与迷惘之声，反应了普遍的困惑、徬徨与忧患。

然而，海外民运的存在，始终发挥着反对与制约中共集团的作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宪法没有人权意识与概念一说，海外民运在最初十年中，与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胡温执政时期，中国首次提出「人权」原则，并写入了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

在营救与声援国内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运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发动过无数次的呼吁签名，示威抗议，拜访各国政府递交陈情书。从王策、秦永敏、刘晓波、刘霞、胡佳、高智晟、维色，到王炳章、郭飞雄、伊力哈木等，中国海外民运组织竭力为几乎所有知名的落难异议人士在国际上发声，进行营救。

流亡运动呈「一盘散沙」是常态，世界各国离开本土的流亡政治是相同的，其政治目标、政策与行动，几乎与本国人民（百姓）脱节，成为无根基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观点与诉求方面出现差别与分歧，形成派系与各类社团等，这是流亡政治的常态。

但是中国海外民运组织36年来始终如一，是理性与坚定的追求者，成为一支「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的有生力量。它的成长与发展，意味着不断添砖加瓦，集结反共力量，与中共专制独裁政权展开持久战。

法广：海外民运组织的发展是否一帆风顺？

潘永忠：中国海外民运处在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中。八九民运以来，我们所遇到的国际大环境：西方国家希望与中共在经济上紧密合作，共同发展。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允许中国加入世贸，德国默克尔执政时期与中国外交政策是「经贸务实，人权务虚」。

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传统模式：一是「和平演变」模式，西方民主国家在与中国经济合作发展中，通过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及人民民主参政意识的提高，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从威权体制或其他非民主政体过渡到民主制度。这种模式强调通过谈判、制度改革、社会共识和渐进式变革来实现政治转型，避免大规模暴力冲突或社会动荡。比如：波兰、韩国、南非、台湾等民主转型模式。

二是「中央集权旧体制的解体」模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危机下，西方民主国家通过促使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瓦解中央政权的方式，最终导致国家分裂与解体。成功案例有前苏联的崩溃与解体，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模式。这一模式同样可成为「解体中共」的策略与方案，从政治、政策、经费、国际关系等方面，全方位帮助与支持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独立运动，这是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无论从「和平演变」模式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与发展来说，还是从「中央集权旧体制的解体」模式来看，这几十年来中国海外民运显然被西方民主国家冷遇、或者说疏忽了。举例来说：2018年我们访问欧盟中国委员会负责人莱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我们寻求他们政治支持，他们婉言谢绝，即便是结束会谈的合影也是拒绝，他明确指出，倘若媒体一公开，会影响我们的欧中合作，甚至他们（中国）拒绝我进入中国。

这与当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成功相比较，他们均得到了国际力量在政治、经费、军备等方面的援助，而中国海外民运现况却相距甚远。

法广：海外民运组织未来面临怎样的挑战？

潘永忠：当年中共革命的政治口号是：「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而中共建政后，出尔反尔，他们意识到新闻出版业的重要性，为了巩固一党统治，与历史上的皇权统治者一样，担忧「窃其所窃」，正如陈云实话实说那样，「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闻出版法，给反政府思潮和行动提供了方便和可趁之机。

中共执政以来，关闭了所有私营新闻媒体业，杜绝了非中共官方的自由新闻媒体声音管道，一切都纳入党的统一领导，集一个管道、一个声音、一个主义为一体。可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巩固和加强了中共极权政权。

也就是说中共的统治，比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森严与严酷。我曾写过一本书《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30余年来，中共的魔爪直接伸向海外的民运社团，中共线人、代理人在民运组织中不断造谣离间、制造矛盾、破坏团结，搅得民运组织天翻地覆，最近几年，美国、德国、瑞典等都在民运队伍中抓出中共间谍（害群之马）。这无疑成为中国海外民运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从总体来看，笔者不认为中国民运一事无成，一盘散沙，抑或不作为，它的坚持、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挑战与对垒中共体制的正义力量。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民运之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应该从中国的皇权统治模式中去探讨与寻找策略？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变迁总是由盛而衰，国家衰败，则人心思变；二是君主更替，新君与旧臣之间的矛盾，即急于瓜分新君与旧臣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朝中斗、内政乱，各派政治力量逢乱起兵造反。

第一种情况就不展开讨论了，就时下的中国经济状况来说，仍未进入经济衰败期。

分析君主更替问题，从新旧君主更替来看，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华夏六国的中央集权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结束了，仅延续了17年。隋朝的「开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选拔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建立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皇权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极权制度，也基本沿袭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即便是影响深远的隋朝，也逃不过新旧君主更替这一关，仅仅延续了37年的隋朝也灭亡了。

中共的极权独裁统治，制度性的病缺与漏洞显而易见，新旧君主更替更是难以逾越的一关。中共每一任执政权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难关。毛泽东去世时，曾经出现了一波政治动荡。胡锦涛交接时，同样出现了「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夺权风潮。

下一波中共新旧君主更替，难道不是中国民主新生的最大机会吗？